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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魁北克民法典的模式尤其值得关注。

[17] 郭道晖：《论国家立法权》，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4期。从立法人才队伍培养和整体立法能力的成长与提升来看，人大真正能够对立法过程发挥实质性作用尚待时日。

因此，大量的司法解释出台，是国家立法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引发的立法需求之间张力作用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了人民代议机关主导的立法程序，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人民才有义务遵守法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法治国家的真正标准在于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性，而并非立法规模的大小以及法律法规数量的多少。[11]毋庸置疑，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中央政府在立法过程中的关系而言，前者对后者已形成事实上的严重依赖关系： 首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大部分法律是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提案并负责起草的。美国国会的工作机构及其立法助手在交流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美国国会85%以上的立法，都是由政府部门提出草案的。

[21] 譬如，甘肃省人大1979年至2009年制定的155件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当中，由政府部门直接起草的占总数86.5%。这种立法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立法工作需求的情况在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如侵权时效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则法官可依据正当程序原则予以排除适用。

主体客体化 人格标志着某个特定的个人的个性和特征，是个人的个性特质的整体。在这些领域中，法典是其他单行法的基础，尽管单行法可以补充法典或者作出例外规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民法典分则部分对于各项人格权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等没有做出规定，法官又不允许援引宪法，这将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造成很大的障碍。然而，对诸如保护姓名权的方式等问题，法典却未置一词。

[31]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2页。R. Lindon, La creation prétorienne en matière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une approche critique sur la notion de famille,Dalloz, 1974, p.87. [17]获得人权公约中所承认的民法人格权还有：享有法律人格的权利、无罪推定权、住宅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

这一任务如果民法典分则不能承担，则只能交由司法解释和判例去完成。[2]Jean-Michel Bruguière, Bérengère Gleize,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Ellipses, 2015, p.66. [3] Jean Carbonnier, «Le code civil»,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s, tome 2, «La Nation», Paris : Gallimard, 1986, p.307. [4]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43页。在故意侵害基本权利的情况下，法院还可以另外判处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成为推动民法人格权制度发展的领军者[23]。

从这个角度来说，2017年《民法总则》对尊严的认识比起1986年《民法通则》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与深化。（四）健康权的涵义有待厘清 《民法总则》第110条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中，有健康权。注释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日内瓦大学种子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瑞士债法典的改革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6XNQ021）。从微观角度看，在两者领域中法律主体践行其‘法律的实践也存在着一致性……就民法规范与人权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而言，等级性、金字塔式或简单的凯尔森式的逻辑由此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在私法自治和规范等级化要求之间的新的折中。

其重要背景有：其一，1971年法国宪法委员会的里程碑判决确认了所谓宪法整体（bloc de constitutionalité）的效力，认定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中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内容，同样构成宪法的组成部分。从人权和民法人格权的互动关系来看，《民法总则》有关人格权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

未来，司法解释或者典型性案例应对二者做出区分。数字人文主义强调人对自己所处的数字环境的主体性地位。

法官在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时候，首先必定会顾及立法者在第2条已经进行的列举。屏蔽和阻止他人获得错误信息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足，而传统的侵权法来保护人格权的模式也难以有效应对当代的挑战。真正的变革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49年联邦基本法的制定之后。此条有重大意义，它揭示出魁北克民法典与人权宪章之间和谐一致的互动关系。恰如瑞士有学者在描述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趋势的时候所以表达出的忧虑：在法律现实中可以看到，由于移动电话与因特网无处不在，人们尊重他人人格权的意愿在下降（尤其是在肖像权方面），甚至往往根本缺乏相应的问题意识。

以法国为例，在Perreau教授于20世纪初提出系统的人格权理论的时候，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和哲学渊源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这一宪法文献[20]。一方面，《侵权责任法》第2条列举了所保护的18种民事权益类型，尽管这一列举最后使用了等人身、财产权益字样，表明其为非封闭式的列举，但是，由于立法者已经十分详细地列举了18种具体的权益类型，这对法官未来自由创设新的权益类型，显然构成一种潜在的约束和限制。

但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作为民事权利特别是人格权的解释和适用的实质性渊源，此种地位和功用不应受到质疑。该公约于2003年在瑞士发生效力。

民法典与公法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被称为法律渊源之间的对话[33]。然而，该条表述中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一词似表明其具有倡导性规范的性质，对法官无硬性约束力，而为其保留了自由裁量余地。

[8]Supreme Court of Netherlands, Decision dated 18 March 2005, RvdW 2005, 42 (wrongful life). [9]SiewertLindenbergh,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 in the Netherlands,op.cit., p.122. [10]张新宝：《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具体侵权责任》，《法学家》2007年第5期，第137页。法官基于宪法人格权可推导出许多新型的民法人格权：个人信息保护权、声音权、个人私密空间权等。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民法与人权之间的和谐一致表现为，从宏观角度看二者在目标上存在着一致。由此，民事特别法上的限额赔偿制度的合理性不无疑问[9]。

自此，法国的普通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性原则作为裁判依据。其三，民法典援引宪法人权条款，也充分昭示了我国民法典作为21世纪的新型民法典具有明显不同于古典民法典的鲜明时代特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注重对人的全面保护。

中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2条强调，侵权法保护民事权益既包括权利，也包括利益，也是突出了侵权法具有创设新的民事权利的功能。在我国，为避免宪法司法化的争议，最高法院的多项文件反复强调：法官在判决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

通说认为，所谓健康权是指人的身体健康不受不法侵害的权利。由此，民法人格权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带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印记，这种内在的联系决定了二者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以私生活保护权为例，私生活保护是通过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而获得了宪法权利的地位。例如，宪法规定了生命权，民法人格权中规定，侵犯生命权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被认为具有宪法意义，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十分关键。民法典与人权宪章的等级或冲突问题不会存在。

阻止对基于对其个人信息自动处理而得出结论的权利（譬如平台对用户的信用进行评级）。两类规范相互诠释对方：人格权渗透到基本权利规范之中，基本权利规范承受人格权的影响[48]。

首先，对于侵权法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它被认为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因为一项法律秩序遭到破坏以后理应获得完全的恢复。[36]尤为重要的，是需要结合魁北克民法典序言第2款的规定：民法典由调整相关事项的规则的整体所组成，这些条文的文字、精神或对象在其所调整事项的领域内，以明示或默示方式确立了其共同法（jus commune）。

人格权制度在当代主要回应主体客体化的风险，防止人由法律关系的主体沦为客体。受人权宪章这一条文的启发，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规定 ：任何人均负有义务以不损害他人的方式，遵守依据情势、习惯或法律为其施加的义务。